的通情达理与温柔似水一般，也注定了他走进陌生之地时有如直驱无人之地，除了象征灾难的龙卷风与暴雪，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好人阵营人为的阻碍。
因为一个小人物只有遭遇常人不可忍受之事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之痛、付出常人无以相信的努力与牺牲，才算闪耀着人性的光芒，应了荷尔德林那句“哪里有危险，哪里也就滋生着拯救的机缘”。
《文城》的象征之所以是一个闭环，因为它的结局一早就写定了，这是一出好人的悲剧。
多年前想要以象征构建人物命运、反映世界的结构及其自然规律的余华，是否仅反映了自身象征的规律及其后劲的不足？
“象征性一旦具化，变得封闭常见，就已堕落”，真正的象征，并非抽象符号的堆砌，而“是一场经历，必然经历彻底的变化和跳跃””10”，而《文城》回文式的结构与重复的必然，诸如幼时便陪伴林祥福的凳子、桌子、小美的蓝花头巾与银簪子，并不能用德勒兹或者希利斯·米勒所说的“重复”来解释，德勒兹与米勒所强调的重复，基于一个观念—文学不可能为持续论证且渐趋完整的真理服务，本质上又属于有限之人身处社会与人世的不可能性的抗争，从呈现方式及接受看更不可能绝对化，便导致非连续性、悬置、碎片化及空白。
但立志要表达一定真理及完整象征意义的《文城》显然并非橡皮擦式的后现代重复，而是更偏向于西方文学中传统的重复技法，属于语汇层面、主题、意象及结构层面的反复，主要有三个作用，一是从不同侧面、视角重复同一人物、物象或事件，动态凸显人物、物象或事件的特征、元素；二是有计划分步骤地释放信息，推动情节发展；三是打破线性叙事的时空，多维度地深化或升华主题及象征意义。
也就是说，眼见《文城》的重复起了朱楼。
正如赞誉《文城》的评论所说，传奇性优化了教化作用。
远比“启蒙”优越感更强的“教化”确实是《文城》象征的症结。
任何文体，首先是语言结构。
罗兰·巴特基于语言结构学，想要从结构的过程看社会林林总总的符号，打破符号的神话，便也打破了语言中的阶级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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