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机大臣，俗称“大军机”，又称“枢臣”，是军机处的长官。雍正年间初设，正式名称，初期有“办理军机事务”、“军机处行走”，后来有“军机大臣上行走”，光绪年间始用“军机大臣”之名，凡有上述名称的，都是军机大臣。

军机大臣均为兼职，自满汉大学士、尚书，侍郎、京堂等官选用，或由军机章京升任。初为三人，后增至四、五人或八、九人，最多十一人。其数无定额，任期无限制。其具体职责为每日晋见皇帝，协助处理折奏，参议大政，并承皇帝旨意撰拟谕旨（乾隆中期以后实际由军机章京代拟）； 还负责审拟交办的重大案件，稽察各部院衙门汇奏事件，以及奏补重要官缺等事。例兼方略馆总裁和内翻书房管理大臣。

历史沿革：

始置军机：

雍正元年（1723） ，和硕特蒙古部落首领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发动叛乱，自称达赖珲台吉，其叛乱虽然很快被年羹尧所率领的清军平息，但是随后又爆发了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领导的叛乱。因对西北用兵，与准噶尔部作战，为办理机密事务，雍正七年（公元1729年），雍正帝“以内阁在太和门外，儤(bao)直者多虑漏泄事机，始设军机房于隆宗门内”（梁章钜：《枢垣纪略》卷二七），挑选内阁中谨密可靠的中书办理机务。雍正七年六月，正式任命怡亲王允祥、大学士蒋廷锡、张廷玉办理军机。他们三人也成为最早的军机大臣。

雍正八年（1730）添设军机章京。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移军机房于乾清宫门外，正式更名为军机处，颁定军机处印信。办公处所，称值庐。军机处是有官无吏的特殊衙门，在军机处任职的，无定员，最多时六七人。由皇帝从亲王、内阁大学士、六部尚书、侍郎或京堂（院、寺等衙门长官）中特简选拔人员入职，称为军机大臣，通称大军机。

发展演变：

称呼演变：

“军机大臣”的正式名称，初为“办理军机事务”，以后分为“军机处行走”和“军机处学习行走”二等。嘉庆（1796—1820）中期以后，又分别称“军机大臣上行走”和“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”。一般初入职资历较浅者为“学习行走”，资历稍深后则去掉“学习”二字。光绪（1875—1908）末亦有直以“军机大臣”任命者。

满汉消长：

早年，满蒙大学士在入值军机时间和常年供职人数等方面均处于绝对优势，且以领班大学士兼任首席军机大臣，始终位居权力结构的最顶端。至嘉道时期，伴随汉大学士在国家中枢地位的上升,满蒙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人数、入职时间等方面的优势均不再现，且较之以往首揆兼领首枢的现象大幅度减少，进而在朝局中的政治影响力明显降低。这固然与军机处的规范化和皇帝用人倾向等因素密切相关，但满蒙贵族整体素质与治国能力的下降实为其主要原因。

亲王入职：

军机处设立早期，为避亲贵之嫌，亲王一般不入军机。如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正月，清仁宗颙琰命成亲王入军机办事，至十月，因与定制不符，又命出直。咸丰年初，清文宗奕詝命恭亲王奕訢入直，但也鉴于嘉庆朝事，旋亦出直。但辛酉政变后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，因担心不孚人望，便笼络亲王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，廷议恭亲王为议政王，总理军机大臣。后虽奕訢去位，但亲贵执政已为定例。清末，亲王担任领班军机大臣，成为常事。

兼职总署：

军机大臣亦兼充方略馆总裁、内翻书房管理大臣。咸丰以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（“总署”），亦由军机大臣兼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。

有观点认为，总理衙门设置后，总理大臣权位日重，加之地方督抚亦多兼军机大臣，故军机大臣权势日减。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史实。一方面，咸丰帝去世后，在奕訢和文祥等人的主持下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人员几乎是重合的；甲申易枢之后，慈禧太后力图使两机构分离，但终究未能完全废止军机大臣兼领总理衙门大臣的成法。这种以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大臣的做法，协调了二者关系，提高了办事效率。

另一方面，晚清的在任督抚一般也并不兼任军机大臣，例如李鸿章、曾国藩终身未曾担任军机大臣，而左宗棠、张之洞都是在离开督抚之任并入京后才担任军机大臣的。不过，晚清军机大臣与督抚之间确实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。例如，两江总督曾国藩、直隶总督李鸿章、山西巡抚曾国荃等人对阎敬铭出任军机大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职务撤销：

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清朝责任内阁成立（习称皇族内阁，一说应称“暂行内阁”），前后存在约190年的军机处走向终结，末代军机大臣中，庆亲庆亲王奕劻改授内阁总理大臣，贝勒毓朗改授军谘大臣，那桐和徐世昌均改授内阁协理大臣。

人员设置：

军机大臣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，尚书、侍郎，京堂中选任，没有定员。从《清史稿·军机大臣年表》看，军机大臣最初设了三人，即怡亲王允祥、大学士张廷玉、蒋廷锡，后来逐渐增加，少则三、四人，多则六、七人，最多时达十一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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